南江路（长水路-广益路）大修改造工程中标人公示

“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，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。”

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、国家文物局指导下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“央博”数字文化艺术博物馆（简称“央博”数字平台）再次开启“寻根之旅”，展开对陶寺遗址的探索！在“最初中国-陶寺遗址”中，有哪些核心文物值得一探究竟呢？

圭表

长171.8厘米

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

圭表是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，由“圭”和“表”两个部件组成。垂直于地面的标杆叫表，水平放置于地面上刻有刻度以测量影长的标尺叫“圭”。陶寺遗址中期王墓中出土有黑、绿、红三色相间的髹漆木杆、玉琮、玉戚，有学者推测其是我国已知最早的“圭表”测影仪器，不仅可以确定农时节令，还可以进行大地测量，确定“地中”，表明当时可能已经存在“王者逐中”的意识。

铜齿轮形器

直径约12厘米

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

青铜器的发明与使用，是人类进入青铜文明时代的标志。陶寺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含砷元素的铜齿轮形器，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砷青铜之一。这件铜齿轮形器外径约11.4厘米，内径7.8厘米，形如齿轮，外缘有发散状齿形突起物29个。出土时，它与在墓主手臂上的一件玉璧紧紧叠粘。有学者推测它表现了朔望月轮回，也有学者认为其为钏饰，即胳膊上的环状装饰物。

彩绘蟠龙盘

高7、口径36.5厘米

山西博物院藏

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，数千年来始终有着崇高的地位，至今中华民族仍自称为龙的传人。陶寺龙盘中的彩绘蟠龙，身体饱满而外张，沉稳而强健，威严而神秘，是罕见的艺术珍品。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、大汶口文化中已经出现了龙的形象，寓意吉祥，陶寺的龙形象也为后世所传承。

朱书扁壶

高30.2厘米

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

朱书扁壶出土于陶寺遗址城址内的居住区，上面有红色颜料书写的两个字，字有笔锋，似为毛笔类器具书写。其中一个为“文”字，另一个字学界有“尧”“命”“邑”等多种解释。朱书文字的发现，对于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和判定“尧都”具有重要意义。

刻字骨耜（sì）

长16.4、 刃宽3.4、 尾宽4.6、 尾端厚1.4厘米

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

耜是古代一种翻土的工具，是犁的前身。陶寺遗址26号墓北壁壁龛内，放置着一件具有礼器性质的骨耜，刻有耕作农具的象形图案。有学者认为此图案为“辰”字，即“农”的本字，它的出现可能将汉字的成熟期至少推进到4000年前。

铜铃

高5.8、宽8厘米

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

以复合陶范铸造青铜礼乐器，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标志性工艺。陶寺铜铃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。它的出现，说明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可能已掌握了复合范铸造工艺，为青铜礼器群的问世准备了技术条件。同时也是迄今所见中国历史上第一件金属乐器，很可能是后来青铜编钟的先祖之一。陶寺铜铃的出现，“标志着构成中国三代音乐文明重要内涵的‘金石之声’时代的来临，可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”。

玉神面

高3.3、宽 6.4 、 厚0.3厘米

山西博物院藏

玉神面是一件祭神的礼器，但不见通常的狞厉怪异，造型典雅柔和，神态安详神秘，玉质晶莹润泽，彰显出墓主人不同寻常的尊贵身份，反映了陶寺遗址与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的文化交流。

鼍（tuó）鼓

高约1米

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

礼器，是“礼”的物化载体，既是社会地位的象征，又是区别等级的标志。陶寺墓葬依照等级高低，随葬规格不同的成套礼器，并形成一定的规制。大型墓葬中，随葬品颇为丰富，发现有石磬、土鼓和鼍鼓组成的乐器组合，是“王”的身份象征，并具备了礼仪乐器的功能，是陶寺礼乐文明的重要代表，开创了三代礼乐制度的先河。

土鼓

高80.4、 口径25.6、 最大腹径41厘米

山西博物院藏

鼓是中国较早出现的传统乐器之一，除了未能保存下来的木鼓，这是已知鼓类乐器的最早标本，以陶为腔，顶端蒙皮。它出土于陶寺遗址大型墓葬，除了歌舞祭祀的乐器功能之外，还体现着墓主的特殊身份。

特磬

高32、长79、中部最厚5.5、底缘厚1厘米

山西博物院藏

磬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石质乐器，古人认为其声清脆悠扬，可以通神达天，因称“天籁”。这件陶寺遗址出土的特磬是目前发现年代最久远的石磬，器型硕大、音响清越，是后世编磬的鼻祖。

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点遗址，陶寺遗址是研究中国历史和古代文化、感知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必经之地。

陶寺遗址以其丰硕的考古成果，为我们打开一扇“最初中国”的大门...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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